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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313,四川石棉县海子山突然发生山林火灾,十佳少先队员赖宁主动加入了扑火队伍,他不顾个人安危,在烈火中奋战四五个小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表彰赖宁的崇高精神,19885月,共青团中央、国家教委作出决定,授予赖宁英雄少年的光荣称号。

2004年,为落实《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少年英雄赖宁的照片纷纷从校园墙上被摘下,取而代之的都是一些学校各种活动照片、学生的书画作品和伟人名人的照片。

一、赖宁的相片应不应该摘

(一)人的基本利益提升 驱逐赖宁伤谁心

有个令人伤心现象,作为少年英雄的赖宁,如今的少年并不了解。北京市团结湖小学的几个打雪仗的少年说:赖宁是谁啊?叔叔找英雄为什么不直接去他所在的部队?他们不知道赖宁是什么人。笔者凭自己的所见所闻,就是老师知道的也未必更多。原因简单,他们教学中用到赖宁的时候极少。不要说赖宁,就是雷锋的事迹及其精神,不少中小学生知道的也不多。至今没有多少少年对此表态赖宁的去留应当没有伤他们多少心。

看媒体上的表态,多是教育工作者与中年人。准确地讲,是经过了赖宁式时代的培养教育的人在伤心。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全国少工委主任李源潮说:在人民的利益受到威胁的严重时刻,14岁的赖宁把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勇敢地参加扑灭山火的战斗,至死也不后退半步……因为在他心目中,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正是赖宁精神的实质。

赖宁的去留不过是个具体例子,见义勇为也不过是个具体的内容,隐藏在里面的就是关于人民的利益个人的最基本的利益之间的冲突。当时代进入21世纪,人的最基本的利益一步步地提到日程上来了,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与难点。无论是国家的法律制度,还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这种生命价值观的思考,对诸多事件的多层面反思。成为这类思考的核心与焦点。

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贡献的深广度超出常人,所起到的积极影响非同一般。我们有一种习惯,无限制地抬高献出生命的英雄,而对依然活着的英雄的价值看得不重。一方面是牺牲了的英雄付出了生命昂贵的代价,另一方面的理解正相反,我们对英雄的生命没有真正的珍惜,甚至把牺牲至少是负重伤作为英雄的标记。令人思考的就是:如果英雄的最基本的利益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岂不有了更高的示范学习的价值?

从北京的《中学生守则》去掉见义勇为内容,到关于这方面的激烈争论;从《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实施,到撤下赖宁像及其争议。所讨论的都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人民的利益个人的最基本的利益之间如何才能统一起来?随之而来的就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献出生命才最有价值?英雄的模型究竟是什么样子?教育界应当这此做些什么?

我们的痛苦就在这里:从全力保护人民的利益到首先保护个人的最基本的利益,从一种无私无畏的彻底奉献到更具有人性化的理智应对,两者的交锋构成了赖宁的去留之痛,这种痛是时代发展的痛,是社会进步种子的破壳之痛,更是我们必须经历的痛。痛定之后,我们的视野更开阔,思考更深入,英雄的精神就会更理性更人性。

(二)榜样淡出,是先己后人精神的复活

难道遗憾者真的不明白,校园此举是为了强调中小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吗?奋不顾身救火而亡的少年赖宁无疑是令人尊敬的,但更多的是扼腕叹息,一位才走过十四个春秋的孩子,在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中,学会安全疏散要比奋不顾身重要、也有效得多。赖宁的榜样作用,客观上隐藏着无谓牺牲的危险,在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社会,显然是不被提倡的。遗憾者如此留恋赖宁的榜样作用,难道是想让今天的中小学生在大火面前像消防员一样一往无前、承担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吗?

遗憾者对摘下赖宁照片的连锁反应,是担忧美德的传播遭受重创、美德社会难以形成。话到此层,已不是角度所至,而要在思想上溯根求源了。如果将摘下赖宁照片视为榜样的淡出,那么对于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建立有无害处?毋庸置疑,一个道德社会当然是极其重视道德精神领袖的,五千年的华夏历史就从来不乏道德楷模道德楷模的树立从来没有间断过,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弱。这里暴露的最大问题,是榜样的无常与真实可信性。一些高大全榜样简直成了不识人间香火的,最后却很难经受岁月的考验,其效应越来越短,这就形成了道德社会的最大怪圈。

一个法治社会则不然。在健全的法治社会中,人们其实是不需学什么的。法治奠定并保障了人文精神与理念。在这种人文精神与理念支撑下,利己与利他并不矛盾,甚至完全可以达到科学而和谐的统一。人们不必轻视自我生命毫不利己,人们也不必轻贱他人损人利己。法律保障下的政府与社会服务体系不需路人去忙乎做好事,因为那是政府与社会机构份内的事。有了这层保障,就不会出现人命等同于集体的一根烂木头的痛心事出现,赖宁这样的好孩子也完全不必做出消防队员式的牺牲。惟此,生命最宝贵的信条才可以得到现实的践行!至于现代文明社会,究竟该是一个重榜样的道德社会,还是奠基人文理念的法治社会?如果遗憾者要是在这方面上犯迷糊,我也只能就这个错误之低级而长啸一声了。

(三)摘去赖宁照片是对教育方针的背离

赖宁事迹的核心表明,主动参与扑火救灾,实属我们今天正在张扬和呼吁的见义勇为行动。

可以说,他应该是永远不过时的精神象征,更应是青少年永远学习的楷模。北京市为加强中小学生的自我表现保护意识教育,竟然首先将见义勇为的英雄形象"倒掉",这真有点令人匪夷所思。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误读了赖宁形象的本质意义,将赖宁的举动仅仅停留在扑火的表层上,甚至就认为赖宁的行为就属于"处世经验的幼稚、行为上的盲从或意气用事"。于是将少年英雄的见义勇为仅仅与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联系起来,于是在意识上形成少年见义勇为就是不懂得自我保护的意气用事。那么得出的结论就是:未成年人只有不学习赖宁才能具备自我保护意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未成年人就是赖宁影响的结果。那么,按这个逻辑演绎下去,《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中就有"敢于斗争,勇敢前进"的训导,雷锋精神也跟赖宁精神的本质相同,据此理论也就不该学习与弘扬了。尤其跟赖宁行为最接近的湖南衡阳大火中牺牲的消防官兵,他们的今天的举动其实就是当年赖宁精神的再现。那么,这些以身殉职的消防官兵,是否也该成为孩子们强化"自我保护意识"的反面教材?

笔者以为,北京市以摘掉赖宁照片来防止未成年人"犯傻",实在是对人间美德的否定与背叛。首先是对作为少年赖宁英雄榜样的否定。其次是对见义勇为这种民族精神的否定。从学校教育这个角度讲,又是对教育思想的背叛。我们的教育方针把""放在首位,就是意在培养有""更有""的公民,而能见义勇为则几乎就是""的集中体现。在而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人们面对他人不幸所表现出的冷漠已让我们感到寒心的同时,并对逐步沦丧的社会道德几近丧失信心。2003年,全国出现多起抢劫杀人而围观者麻木不仁的事件,其中最典型的是四川都江堰"冷漠一条街"事件,国内哗然的舆论几乎忘记了对罪犯的谴责,而将"冷漠"作为口诛笔伐的重点。这就足以看出见义勇为美德对社会之重要!作为教育机构,应该懂得的基本道理是:

一个人美德的形成,完全在于从小接受教育开始。倘若我们仅仅出于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而否定见义勇为的英雄举动,则笔者可以断定:孩子们在今天以至将来,就理所当然地会养成"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自利思维定势,见到该出手的事情也绕着走,或者袖手旁观,就会像都江堰那位有"自我保护意识"的老板那样说:"坏人把我杀了咋办?"其实,面对小偷、抢劫、杀人等现象而睁只眼闭只眼,正是人们"坏人把我杀了咋办"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太强的结果。北京市仅仅强调孩子们的"自我保护",而对见义勇为的榜样干脆给予"倒掉",其后严重果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见义勇为""自我保护"并不矛盾,两者之间的本质并没有内在联系。以"倒掉"英雄形象来进行"自我保护"教育,是犯了逻辑错误,更是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规避教育责任的表现:以为只要不看见英雄赖宁的照片就能使"自我保护"意识增强,或者"自我保护"教育就绝对见效,这种思维是荒唐的。笔者以为正确的做法是:以英雄形象为"偶像"的品德教育应该加强,这是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和关键的一课;而"自我保护"教育,应该像国外那样,学校要切实纳入议事日程,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之一来对待。这才是明智的。

(四)先教会孩子尊重生命

少年英雄赖宁的照片,从北京市中小学校园的墙上摘了下来。可能过不了多久,孩子们将不再知道一个救火少年的作为,可我相信,他们会更加珍视自己的权利,知道如何尊重生命。

赖宁是我们这一代人学习过的榜样,当年为了扑救森林大火,14岁的他光荣牺牲。我们读他的事迹,写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完成英雄和我们同龄的作文考题,甚至曾不止一次地假想甚至盼望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好像赖宁一样奋不顾身———学习赖宁被推向了极端,没有人告诉我面对突发事件时,首先要保护自己;更没有人敢直截了当地说,保证生命安全,是在任何情况下个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

赖宁的照片一直贴在校园的墙上,人们希望赖宁见义勇为、奋不顾身的精神能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与此同时,在个人生命和集体财产,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德之间,正确选择只能是后者。因为一直以来强调的是将个人融于集体,为社会利益付出牺牲在所不惜。而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却始终没有被真正重视过。

这种崇高意义的社会公德往往只能停留在教条的表面。我不知道,哪一个母亲能够真正舍得让孩子像赖宁那样扑向大火———没错,她们会教育孩子帮人于困境,救人于危难;我也不知道,当一个又一个年轻弱小的生命在赖宁精神的感召下,为了救人跳下冰冷的河水中一去不再复返时,我们的社会能做怎样的反思;我能感受的,只是那种面对生命离去的痛楚。

有什么比敬畏生命更重要?正是因为我们不尊重生命,所以才无视他人面对危险的困境。可实际上,没有顾及个人需求的公德是难以让多数人遵守的公德,极端的牺牲小我服从大家,不符合真正的公共利益原则。

具有象征意义的赖宁照片,从校园的墙上走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地方性法规的《北京市未成年保护条例》。条例教育孩子们要有自我保护意识,它实际上也是在向孩子们传达一种权利观念:在一切权利中,最为重要的是生命的权利。在权利与道德的均衡中,权利优于道德。

(五)从保护孩子出发,应该摘下赖宁照片

赖宁上小学时,曾三次上山灭火;上初中时为扑救山火而牺牲,年仅14岁。随后,赖宁作为热爱集体、见义勇为的少年英雄,树立为全国青少年学习的榜样,他的照片也就被纷纷挂到校园的墙上。可以说,当年对他的大力宣传,既有强调英雄精神的文革遗风,也有成年人愧疚和对少年英灵安慰之意。

殊不知,实际往往与愿望相反。少小无端爱令名(龚自珍语),幼稚单纯的孩子们崇尚英雄,模仿性强,他们看到墙上的赖宁,往往就只想到救火。于是乎,盼火甚至纵火以救的情况屡见报端。例如:向少年英雄赖宁学习的活动开展以来,全国已发生多起少年儿童因救火而牺牲或致伤的事件。(《文汇报》1990427)直叫人哭笑不得,唏嘘不已。

少年英雄赖宁精神无价,他实在应该是我国成年人学习的榜样而不应该是受保护的未成年孩子的楷模。如今北京校园摘下赖宁照片,不只是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要求,更是实事求是的表现;根本不存在否定赖宁精神价值的问题。倘若小赖宁地下有知,相信也会高兴的。

认为赖宁照片当初既然已经挂了,现在就不应该摘,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十几年前在全国小学生中开展的学习赖宁活动,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事实证明不当,就应该与时俱。怎么能从感情出发,一相情愿地认为对不起他而主张既然已经挂了,现在就不应该摘让它一直挂下去呢?

与时俱进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当年小学课本上有小英雄刘文学斗偷辣椒的地主而英勇牺牲的故事,谁能说其敢于斗争的精神不佳?但是不是让我们的孩子继续学他呢?30年前领袖像不只是校园、家家户户都挂有,按这个观点也不该摘,因为领袖思想永存,人格魅力永在。这岂不荒唐?

二、该不该让孩子学习见义勇为

2004年不久前宁波市人大专门立法,明令禁止未成年人参加见义勇为活动。见义勇为与未成年人保护来了个正面碰撞。 有人称,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有人说未成年人在成长时期最需要的是健康和平安,至于见义勇为嘛,可以留待成年以后再接受和培养。到底该不该让孩子学习见义勇为呢?

(一)见义勇为永远是高贵的品质

这场争论的结果将如何,摘照片的举动证明,对见义勇为的价值判断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正在被回避,起码在课堂上如此。然而,如何看待见义勇为的价值,尤其是让孩子们对见义勇为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小处说事关教育方针实施和教育目标的制定,说严重些甚至事关民族性格。

笔者看来,无论是去掉敢于斗争见义勇为,还是撤掉赖宁的照片,都应该是出于对中小学生身心特点、行为能力综合考虑后在技术层面上的变化,它不应该倒掉见义勇为的精神内涵。见义勇为的勇气和行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种高贵的品质。

对一个国家来说,少数个体的怯懦也许尚无大碍,而若一个时代、一代人都流失了见义勇为的精神,当非国家民族之福。所以,从做人的终极目的考虑,见义勇为的教育不能以任何理由被弱化,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多地告诉他们在具体场景下的应对办法,即如何策略的见义勇为。

(二)对见义勇为的价值判断不能回避

且不论这场争论的结果将如何,但摘照片的举动证明,对见义勇为的价值判决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正在被回避,起码在课堂上如此。然而,如何看待见义勇为的价值,尤其是让孩子们对见义勇为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小处说事关教育方针实施和教育目标的制定,说严重些甚至事关民族性格。所以,这虽然是道难题,但是无法回避―――这是一个必须清晰的判断,是一宗必须甄别的价值,是一种必须明白的道理。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去年北京市从《中小学生守则》和《行为规范》去掉敢于斗争见义勇为两个词也好,还是这次撤掉赖宁的照片也好,都是出于对中小学生身心特点、行为能力综合考虑后的一种谨慎,是一种技术层面上而非道德层面上的事情。但进一步的理解是:这只是细节的更改,也只能是细节的更改,根本不能倒掉见义勇为的精神内涵。见义勇为的勇气和行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种高贵的品质。从对中小学生教育的主旨来看,见义勇为的精神不可稍有弱化。

见义勇为等诸多的良好品质的确是应该从小培养的。孟子曰: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间。浩然之气,不不得。不能指望孩子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到十八岁突然就有了见义勇为的意识和能力。

对中小学生来说,见义勇为与否,有时候的确是个两难的选择。肯定吧,学生们年龄小,体力智力经验值都不足,受到伤害的可能性极大;否定吧,小学生正是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见义勇为等概念的缺失也许会影响其基本的人生态度。鉴于中小学生的这个特点,唯一应该做的就是过细的教育,尽可能多地告诉他们在具体场境下的应对办法,即如何策略的见义勇为;唯一不应该的就是回避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时代流失了见义勇为的精神,是可怕的―――然而,近来发生的很多事情似乎正在证明这个不详的判断。比如在公共场合面对少数犯罪分子时多数人的噤声,比如面对落水者的挣扎时岸上的讨价还价……对一个国家来说,少数个体的怯懦也许尚无大碍,而若一代人均有如此明哲保身的着想,当非国家民族之福。两害相权,见义勇为的意识不能丢。

有些价值观是永远不能被轻视的:如对正义、善念的敬畏和依从。有些原则是永远不必再受怀疑或被讨论的:像为人的责任和做人的根本。有些理念是永远必须坚持的:这就是一个民族赖以立身的文化传统。见义勇为的理念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民族国家的自立需要很多的热血男儿,这同时也是个人品德完善的需要。

所以,从做人的终极目的考虑,见义勇为的教育不能以任何借口被弱化,勿以细节掩大义。

(三)见义勇为教育不能回避

无论是去年北京市从《中小学生守则》和《行为规范》去掉敢于斗争见义勇为两个词也好,还是这次撤掉赖宁的照片也好,都是出于对中小学生身心特点、行为能力综合考虑后的一种谨慎,是一种技术层面上而非道德层面上的事情。但进一步的理解是:这只是细节的更改,也只能是细节的更改,根本不能倒掉见义勇为的精神内涵。见义勇为的勇气和行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种高贵的品质。从对中小学生教育的主旨来看,见义勇为的精神不可稍有弱化。

见义勇为等诸多的良好品质的确是应该从小培养的。孟子曰: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间。浩然之气,不不得。不能指望孩子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到十八岁突然就有了见义勇为的意识和能力。

对中小学生来说,见义勇为与否,有时候的确是个两难的选择。肯定吧,学生们年龄小,体力智力经验值都不足,受到伤害的可能性极大;否定吧,小学生正是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见义勇为等概念的缺失也许会影响其基本的人生态度。鉴于中小学生的这个特点,惟一应该做的就是过细的教育,尽可能多地告诉他们在具体场境下的应对办法,即如何策略地见义勇为;惟一不应该的就是回避这个问题。

有些价值观是永远不能被轻视的,如对正义、善念的敬畏和依从。有些原则是永远不必再受怀疑或被讨论的,像为人的责任和做人的根本。有些理念是永远必须坚持的,这就是一个民族赖以立身的文化传统。见义勇为的理念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民族国家的自立需要很多的热血男儿,这同时也是个人品德完善的需要。

(四)别拿孩子的生命去测试道德

据《中国少年报》一份资料显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仅获中央和省一级表彰的少年英雄就有36人。 其中,与坏人英勇斗争的有9人,舍己救人的有14人,保护牲畜的有5人,救火及救火车的有5人。

未成年人由于身体和心理上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幼稚与不成熟。他们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不能对自己的壮举负责。如果不顾自身条件而奋勇搏斗、英勇救人,这种有无谋和有勇无多半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

在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中,生命权始终是至高无上的,没有生命作为依托,其他权益也就无从谈起。而比之于成年人,未成年人无论生理、心理均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他们的生命权应受到社会的特殊保护。因此,依法维护未成年学生的生命安全,理应成为校园安全关切的重中之重,这种对于弱小生命的关切,理应拒绝那种来自道德名义的不当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宁波市学校安全条例》正是循着这一思路,以清晰、刚性的法律表述扎紧了未成年学生权益的保护网,不但不会弱化见义勇为精神,反而更增人文关怀,这是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贯彻落实,也是教育制度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具体体现。

(五)面对陌生人的求助,孩子应该怎么做?

当有陌生人向孩子求助时,孩子难道不该助人为乐吗?孩子的善良被利用。

吴建廷是平顶山市湛河区北渡镇的农民,现年36岁。吴建廷在2000812200285两年间,连续采用暴力、胁迫手段,奸淫少女13名。而其每次犯罪得逞,竟皆是利用少年儿童乐于助人、天真无邪的特点。

与别的案件有所不同,吴建廷所犯罪行都是在白天,在平顶山市内公园、新华书店、小学附近、街头等公共场所,将孩子诱骗到偏僻的地方,然后对女孩子实施性犯罪。其诱骗孩子的理由很简单,却十分奏效。他见到孩子后,要么告诉孩子们,他的钥匙丢了,需要帮助寻找;要么告诉孩子们,他有一个和孩子们年龄相仿的女儿,但她生病了,不吃药,需要小朋友去开导安慰她;要么告诉孩子们,他的女儿天真可爱,希望和孩子们交朋友等。听了吴建廷的谎言,孩子们居然都会轻易的相信,并产生要助人为乐的念头,从而就轻易地被吴建廷在公共场所用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等各种车辆带到偏僻之处。被诱骗的孩子有时是一个人独处,有时是几个人一起,被骗的孩子有男有女,最多的一次吴建廷将正在玩耍的7个孩子带走,并对其中一名女孩子实施了性犯罪。而且还有一次,吴建廷用摩托车带着诱骗的两个女孩子到了平顶山九里山山坡上,吴建廷将其中一女孩子奸淫,而另一女孩子竟被骗为吴建廷的兽行放哨。

法院的判决书显示:吴建廷的罪行被认定的共13起,除1名被害人当时已经15岁外,其余12名遭到摧残的都是幼女,最小的还不到9岁。

道德教育遭遇困惑,吴建廷虽然必将为自己的兽行付出代价,但是吴建廷强奸案也同时引出了对孩子德育教育的困惑,引起了很多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忧虑。

平顶山雷锋小学是河南省唯一的以雷锋名字命名的小学,对学生进行美德教育是该校的一项很有传统的工作。该校教师高俊玲听了吴建廷案后,则表达了她的困惑:俗话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现实生活中见义勇为者的境遇往往十分不妙,甚至可以说非常凄惨。特别是案件中的受害孩子,她们的遭遇会让她们把错归结到助人为乐上,她们会问难道助人为乐不对吗?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对于孩子们的这种诘问,该如何回答呢?如今形色纷杂的社会,事实上也正在向传统道德教育发出挑战,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

岳黎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多年从事少年刑事审判工作,同时身兼多家中小学法制校长职务。吴建廷案同样引起了她的思考:吴建廷利用孩子们的善良诱骗孩子,对孩子进行性侵犯,不仅给被害的孩子身体造成了伤害,也对孩子以后的成长和社会风尚造成了不良影响,依法应当严惩。通过这个案件也说明,在对孩子进行美德教育的同时,也需要对孩子进行防止侵害教育。而对于后者,我们显然做得不够,几乎没有学校对此专门开课,这确实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在吴建廷案审结后,岳法官已经在对中小学生进行的多场法制讲座中向学生讲到这个案件。我要让孩子们都知道,这13个女孩子被摧残的教训太沉重了。

(六)提倡中小学生见义智为

通过不断地启蒙,现在许多人已经明白,即使对于成年人,见义勇为也是一种超高的道德要求,只有极少数成年人才能做到,且此一时能做到并不代表彼一时也能做到。很显然,把大多数成年人都难以做到的行为当作对未成年人的基本行为要求,不仅脱离实际,甚至还有点儿残酷

这样说丝毫也不否认见义勇为是一种高尚的社会道德,也不贬低见义勇为者的人身价值。人不能没有勇敢与正直,不可缺失社会责任感,对人进行利他主义教育更该从少年儿童抓起。问题在于按现有的社会经济基础及建立于该基础之上的社会实际道德水准,对少年儿童的利他主义教育,着重在不损人的教育层面才是现实的和可操作的。

基于这个思路,我主张将学校的见义勇为教育改成见义智为教育,教导少年儿童在遇到危险时,首先是保护好自己,在此基础上选择报警、记住坏人特征、需要时出庭作证等等。总之,教育少年儿童不可损人,同时教育他们学会合法和合情理地利己

事实上,许多地区的许多学校,在新颁布的学生守则中已将见义勇为的词语删除,这个空缺,理当可有见义智为填补。开展见义智为教育,教师、学校、社会大可理直气壮!

红网『字体: 中小』昨天,北京市政府召开“2004年度见义勇为表彰大会,授予郑淑婷等14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首都见义勇为荣誉市民称号。这14名见义勇为者都将获得市政府提供的奖金。其中11名健在者每人奖励1万元,3名牺牲者每人奖励5万元。据了解,自《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实施5年来,全市共确认见义勇为行为220例,见义勇为好市民(荣誉市民)”54人,首都见义勇为权益保护工作先进单位”32个,累计共投入资金700多万元。(《京华时报》84报道)

  如此高的奖励金额,看似已相当不菲了,但与公民为社会道德建设所付出的高昂代价相比,我认为这个奖励额度并不算高。而政府在奖掖见义勇为者时,且不可抱着救济和同情的心态,也不要以高额奖励做为见义勇为的宣传费用,而是要认识到,这是我国建立现代法治文明,重塑社会道德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在一个道德相对淡化的时代,要扶掖一种正义机制,政府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最大责任人和买单人。

  作为一种已渐渐偏离现代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正义力量,见义勇为已成为一种非常稀缺的道德和精神资源,而我国建立文明制度,缺少了这个元素,无疑将使文明进程面临极大的人文阻碍,缺少了正义精神和操守力量的社会制度无疑将会苍白失血,不堪一击。认清了这点,才可能真正确立见义勇为者的价值。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找回失落的文明和人性就显得无比重要。作为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的牺牲品,道德的重建必然要借助经济手段,而用经济唤起正义的回归,绝对物有所值。

  当下我们的社会和公共制度对见义勇为者的价值认定,显然还很有限。且不说奖励的金额如何象征化,审批的程序如何繁琐,仅从那些别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等之类的宣传中,我们瞥见的只是社会对于一个弱者的同情,而不是对于一个英雄的敬意。这种同情显然会弱化见义勇为的价值,让奖励成为一种施舍,最终的结果是让英雄成为社会同情对象,这怎不让人对见义勇为的后果寒心而望而却步呢?

  因此,欲使社会正义得到伸张,有必要将见义勇为奖励制度化,法律化,从社会高度和文明视角审视见义勇为的价值,对因见义勇为而付出的公民代价给予制度性补偿,这种补偿必然要远远高于公民所牺牲的权益。只有给予充分的制度温暖和敬意,只有给予深层次的人性关怀,才可能唤起更多正义的力量加入到道德重建中来。

责任编辑: zfx

发布时间:2009-04-14 13:35:00 浏览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