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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智丽对于“让球传统”的反叛,发生在第三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体育馆,人声鼎沸,第三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正在向高潮推进。一百三十名女运动员经过激烈的角逐淘汰,四员骁将一路破关夺隘,进入前四名:从第一赛区厮杀出来的是管建华;何智丽在第二赛区战胜队友陈静之后杀出重围;在第三赛区里一路拼杀而出的是戴丽丽;获得第四赛区出线权的是韩国的梁英子。

按照行家预测:世界冠军当属何智丽!因为何智丽与管建华“交战”过二十来回,每一次都是何智丽取胜。这一回她俩再度“交战”,何智丽胜管建华的可能性极大。就戴丽丽与梁英子而言,梁英子固然一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劲敌,凶悍泼辣,但是偏偏怕戴丽丽。戴丽丽曾经八战八胜梁英子。在这次团体赛中,又胜了梁英子。这一回,很可能又是戴丽丽取胜。因此,争夺冠军的,将是何智丽和戴丽丽。就她俩多次交手的战绩而言,显然,何智丽会战胜戴丽丽,登上世界冠军宝座。

但就在半决赛进行之前,事出意外,中国乒乓球队女队教练马金豹找何智丽,很严肃地说道:“今天你下来!”!这就意味着要何智丽让给管建华。

向“让球传统”发起挑战

在三十九届世乒赛上,用管建华还是何智丽对付梁英子,教练内部有一些不同意见,经过和中国乒协领导的反复磋商,最后决定何智丽让给管建华,理由是万一戴丽丽输给梁英子,让管建华去磨她。梁英子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好,在二十八日的比赛中,梁英子连闯数关,体力消耗很大,管建华是削球打法,战胜李粉姬后技术和精神状态都不错,上去多打一些来回,估计能把梁英子拖垮。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何智丽刚刚在亚运会上输了梁英子。”可是,何智丽的见解正好相反:正因为她在一九八六年的第十届亚运会上输给了梁英子,她日日夜夜思念着战胜梁英子。她针对梁英子的战术特点,作了许多准备。她坚信自己一定能打败梁英子。

其实,除了以上这些可以摆在桌面上“争议”的原因之外,还有更为错综复杂的人事原因,导致中国乒乓球队作出要何智丽“让球”的决定——因为何智丽师从于孙梅英,而孙梅英与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乒乓球协会某些领导有着许多分歧!早在何智丽尚未出发之前,孙梅英就已经料定中国乒乓球队某些领导会在新德里作出要何智丽“让球”的决定!何智丽明白,中国乒乓球队某些领导所说的“让球”是“集体主义”的表现,是为了“国家荣誉”,实际上是一种“压”人的借口罢了。

在混合双打前八名比赛时,何智丽和何志文这“两何”打掉了韩国一对最强选手玄静和、金琦泽,进入了前四名。在半决赛时,“两何”要与中国选手耿丽娟、惠钩交手。“两何”在上场前,接到中国乒乓球队领导的“通知”,要他们“让球”给耿丽娟和惠钧。何智丽感到不可理解,因为这时另一赛区进入决赛的也是一对中国选手。既然己是中国选手们的一统天下,已不存在“国家荣誉”问题,因为不论是谁赢了,冠军都是中国人。为什么在这时要“两何”“让球”呢?这清楚表明,由于何智丽是孙梅英的“弟子”,为中国乒乓球队某些领导所排斥,所以要她“让球”。 “两何”不得不遵命“让球”。就这样,耿丽娟和惠钧获得了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的混合双打冠军!

这一次,她没有听命让球,于是胜了管建华与梁英子对阵,她没有穿中国队常用的红色球衣,却换上了一件蓝色的。因为她常听说,南朝鲜队一向以中国队为攻击目标,梁英子练球总要陪练的队员穿上红球衣。何智丽以为,她倘若穿了红球衣上场,无疑刺激了梁英子的视觉神经,使梁英子兴奋起来!教练不理她,她自己“教练”自己,定下八字方针:“问心无愧,尽力而为!”

终于,她和梁英子第三次站到了球台两端。隔着白色球网,她俩的目光碰在一起,彼此都发觉,对方充满自信。结果,何智丽以三比零的漂亮战绩,战胜了宿敌梁英子,荣获世界冠军的桂冠。可是,球台四周冷冷清清,穿红球衣的没有过来跟何智丽握手祝贺!仿佛何智丽所拿到的,是一个“不光彩”的世界冠军!何智丽全身的血液在沸腾,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为祖国赢得荣誉!可是,她脸上没有笑容。

中国新闻界对何智丽保持“低调”

反常,往日世界冠军载誉归来,报纸杂志总要为祖国健儿大大鼓吹一番。可是,何智丽夺冠,除了新华社在当天发了新闻电讯之外,没有那种惯常的“冠军文学”为之宣传,新华社三月一日发自新德里的电讯是用这么一句话提到何智丽的:“何智丽在女子单打决赛中,有效地阻止了南朝鲜选手梁英子的左右开弓,使盖斯特杯第六次刻上中国选手的名字。第三十七届世乒赛女单亚军梁英子第二次获得世界亚军称号。戴丽丽和管建华并列本届世乒赛女单第三名。”舆论上的低调子背后,不言而喻,何智丽“犯了错误”啦!何智丽在决赛中击败了梁英子,夺得世界冠军,但并没因此消除教练对她的气恼。凯旋京华后,因为教练的‘关照’,中央新闻报刊对其他世界冠军笔下生花,唯独对何智丽保持沉默。年终,中国乒协评选十佳’,当选者都是世界冠军,而未获世界冠军的管建华破格评为特别奖,这无疑是对让球的意外受害者最高的奖赏和安慰。”

在“孙导”(何智丽总是把“孙指导”喊成“孙导”)家里,何智丽这才把满肚子的委屈倾泻。她边说边哭,一直哭到凌晨三时!果真,何智丽难熬的日子开始了。在中国乒乓球队男、女队的总结会上,领导说了颇有分量的话:“何智丽的问题比较严重。你不要以为自己有后台。我们是要斗到底的……”何智丽有什么“严重”问题呢?难道为国家争光的人,倒要被“斗争到底”?中央领导人明确表态了——不能处分胜利者。杨尚昆说:“不能处分。” 万里说:“处分何智丽,全国老百姓通不过!”这下子,“不笑的姑娘”放声大笑了!她胸中积聚多日的闷气,顿时烟消云散。在中国乒乓球队里,再也没有人敢逼何智丽写检查了。

而在她的家乡上海,市体委举行盛大表彰会,宣读上海市人民政府对她的嘉奖令,团市委、市妇联分别授予她“市新长征突击手”、“市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报道说:“芮杏文同志热烈祝贺何智丽以顽强的拼搏精神和出色的球艺夺得世界冠军,为中国人民和上海人民争了光。芮杏文在谈话中,希望何智丽能给上海的青少年们介绍自己为祖国的荣誉而打球的心得体会。“何智丽说,她这次能取得胜利是同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对她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何智丽表示,一定要戒骄戒躁,在明年举行的世界性重要比赛中,争取更大的胜利。”①上海的舆论界来了个“总动员”,《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劳动报》、《青年报》、《少年报》,接二连三地报道、宣传何智丽为国家争光的先进事迹。各报竟登何智丽的照片,每一张照片上的她都是笑嘻嘻的!

何智丽在上海、说起了自己战胜梁英子的经过:“三十九届世乒赛前,我的竞技状况不错,但我想,只要丢掉想赢怕输的思想,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是可以战胜任何对手的,结果终于如愿以偿。”何智丽还说:“虽然取得了冠军,但已成为历史。我仍然要好好练球,在今年的全运会上和明年的奥运会上再立新功,向上海和全国人民汇报。”何智丽还对《解放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今年的第二次大战役是全运会;如果有可能,明年还将参加奥运会决赛,对我都将是新的考验,我一定力争打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这样,何智丽再三明确地表示了希望参加奥运会、为祖国争光的愿望。当然,所有的报道都只是正面宣传何智丽的拼搏精神和赤子之心,半点也没有透露中国乒乓球队的内幕……是时候了,“现在可以说了”!何智丽对“让球传统”的反抗,使这一“秘密”第一次公开“曝光”,并由此引发了关于“让球”的一场大辩论,这场大辩论直至这回何智丽夺得第十二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又再度爆发,

“让球”的实质是“权大于球”

“让球”,原本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机密”。何智丽风波,导致中国乒乓球队的这一“机密”曝光。“让球”,据说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优秀传统”,然而却直接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公平的竞争。

“让球”,实质上就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让球者必须服从领导意见输球,不可取胜。谁不让球便是“违反组织纪律”,便要“写两笔”,这还谈得上什么公平?谈得上什么公平的竞争?孙梅英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元老”之一,深知种种“让球”内幕。她告诉笔者,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一路厮杀,单枪匹马,夺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谁也未曾向容国团让过一个球。一九六一年,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进入男子单打决赛的是庄则栋和李富荣。照理,应当让这两名中国选手公平地展开竞争,何况他们都是中国人,冠、亚军注定都属于中国,他们之间“动真格”,并不影响中国取得冠、亚军。可是,当时国家体委决定,要李富荣让给庄则栋,其原因是考虑到庄则栋的潜力比李富荣更强,有可能在下几届世乒赛上继续夺冠。这样,李富荣不得不答应让球。于是,世乒赛冠、亚军之战,成了一场假打!可是,这么一“让”,在李富荣看来,庄则栋这世界冠军是我让给你的;在庄则栋看来,我这世界冠军是别人让给我的,心里也不踏实。

有了这一先例之后,“让球”之风便在中国乒乓球队内部蔓延。一九六一年的第二十七届世乒赛,一九六三年的第二十八届世乒赛,在男子单打冠亚军决赛时,都是庄则栋和李富荣对阵,领导上都决定李富荣让给庄则栋,以使庄则栋蝉联世界冠军,人为地制造了“三连冠”!那时候的中国,体育水平还非常落后,世界冠军寥若晨星,而庄则栋居然“三连冠”,理所当然成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大红旗。这样的“三连冠”,在当时也确实起了鼓舞中国体育界士气的作用。实际上,如果真打的话,庄则栋未必不能三连冠,而让球反而使他的三连冠蒙上了不光彩的阴影。然而,自从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三连冠”之后,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却益发重视“让球”了。“让球”之风开始盛行。当“比赛第二,友谊第一”的口号提出来之后,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又进一步曲解了这一口号,把这一口号当成了“让球”的理论根据:既然“友谊第一”嘛,就应该为“友谊”而“让球”。于是,在几届世乒赛上,中国选手根据领导意图,为了“友谊”,让给了某一友好国家的选手,当时,正值“文革”岁月,这几次“让球”,被当成贯彻“比赛第二,友谊第一”方针的“范例”。

七十年代初,在北京曾举办中、日以及某国这样三国乒乓球邀请赛。在男子团体赛中,中国胜日本,日本胜某国,而中国则出于“友谊”,“让球”于某国。这样,男子团体赛的结果,中国第一,某国第二,日本屈居第三。尽管中国的“友谊”使某国高兴,而日本运动员得知中国“让球”内幕之后,大为反感。日本的一位男子名手说:“今后,我再也不来中国比赛了!”一而再、再而三地让球,使让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的“传统”。迫于政治压力,领导要队员向谁让球,队员势必服从,不然就会被视为“违纪”、“个人名利思想严重”等等,中国乒乓球队领导把让球看成该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大成就”。

“文革”结束了,各行各业部在那里拨乱反正,清除极左思潮的污垢。令人奇怪的是,让球之风不仅不在中国乒乓球队消退,反而愈演愈烈。本来,那成为“优秀传统”的让球,还算有那么一点“理由”,或者是为了造就“三连冠”,或者是为了“友谊”让给友好国家,如此等等。如今的让球,连这么点“理由”也没有了,反正领导上叫你让,你就得让;叫你让给谁,你就得让给谁。运动员成了前台的木偶。谁胜谁负不是靠运动员的真本事,而是靠领导的决定。于是,“让球”不断地演变着,变成领导看中谁,就要人家让给谁!

本来,体育比赛是最公平的竞争,谁胜谁负,全靠真本事。可是,在“让球”发明之后,世界冠军居然也可以凭着开后门而获得!结果是谁想赢球,谁想当冠军,首要的不是苦练真功夫,却是努力搞好与领导的关系。奉承拍马成了最重要的“功夫”。一支“功夫在球外”的球队,其战斗实力怎么会不每况愈?“让球”,让得胜者不光彩,败者不服气;“让球”,让得运动员无心于练球;“让球”,让得歪风占上风,正直者受压;“让球”,让得人际关系复杂化,团结成泡影。“让球”,把堂堂正正的体育竞争,演变成了幕后的政治交易!

据孙梅英透露,面对内外的压力,几经讨论,在一九八三年,中国乒乓球队曾讨论了“让球”问题。中国乒乓球队决定在国际比赛中原则上不让球。另外,对于队内让球,作了如下规定:“进入半决赛,在甲与乙、丙与丁之中,倘若丁为外国人,其余均为中国队员,如果甲、乙两人中甲可稳胜丁,则乙应让给甲。除此种情形之外,不再让球。”

这样的规定,虽然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不过,就为国争光而言,还算说得通,即乙让给甲,是为了甲能胜丁,以确保中国夺取冠军。

“让球”,已经变成了一场讨价还价的争吵!“让球”这种“优秀传统”,使如此神圣庄重的亚运会、亚乒赛的冠亚军之战,变成了儿戏,变成了拿观众开玩笑!可是,中国乒乓球队对“让球”实行严格的保密,谁说出来,谁就要倒大霉。权大于球。即使你球艺再高,一声令下要你“让”,你就得乖乖地把冠军的桂冠奉献给别人——这就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所谓“光荣传统”!正因为这样,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何智丽忍无可忍了!

于是,也就引发了关于“让球”的一场公开争论。

反对者各自摆出了他们的观点,但是一致的理由是:“让球”与弘扬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让球”有悻于公平竞争的原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扬子江在来信中说道:体育比赛是最公正的竞争,“让球”是一种不光彩的手段,它决不能和集体主义划上等号。上海公安消防学校朱松林指出:“让球”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从局部和暂时的利益看,“让球”能使某个队某个运动员在比赛中处于有利地位,但从全局利益长远的观点看,它会给比赛的公平性、激烈性、运动员的精神文明、观众的感情等带来消极的影响。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杜晖的观点是:教练员应该允许运动员有选择“胜”的权利,“争胜”又是运动员的天性,谁也不能剥夺运动员这种权利。体育竞技的精华在于奋斗。运动员不能自主胜负,就如同一个人不能主自婚姻一样可悲。江苏南通市第二律师事务所顾展新摆出了五条理由反对“让球”。他认为,“让球”问题的争论,也涉及到如何看待传统观念的问题。顾展新说,“让球”不可能体现现代意识,也是对运动员个性的束缚。

支持“让球”的来信也亮出了他们的观点。工商银行上海闸北区办事处黄沂海认为“让球”是一种“兵以诈立,以利功”的谋略,应允许教练员运用。上海工业用呢厂胥申鸿赞同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观点,他问道:如果“让球”不被肯定,那么谁又肯担当陪打队员呢?他们也是为别人在铺路呀。方圆对“让球”问题的观点和大多数朋友相同:凭实力去拿冠军。

《新民晚报》的这篇报道,其实可以说是一次“民意测验”。在普通的读者之中,“压倒多数”反对“让球”。就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后不久,正巧国家体委新任主任伍绍祖来到上海。于是,《新民晚报》记者也就“让球”这个敏感问题,请伍绍祖发表意见。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新民晚报》发表了记者徐世平所写的报道《伍绍祖谈“让球”》,全文如下: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昨天对“让球问题”补充说明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新闻界对他在黄石对中国乒乓球队的讲话“传播”得尚不够准确,“起码有些意思没有表述清楚”。

伍绍祖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个谋略问题。如果我们两名运动员相遇,下一场比赛对手是外国人,而我们拼命打,打得精疲力尽,然后让那个外国人以逸待劳,坐享其成,这是“有谋”吗?外国人会说,你们真傻!是傻打好呢?还是我们看看谁最合适打他,让最合适的人打他更好?这很值得研究。伍绍祖还认为:这里面首先还有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问题。个人是怎么成长的?没有集体,没有国家,你能成长起来吗?你的成长本来就是国家利益的一种体现。你出去比赛,不是代表哪个人。单打比赛也不是个人锦标赛,是国家派出的队伍,最后是升国旗,奏国歌,不是升你们家里的旗子,也不是唱你家里的歌。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应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我的看法,个人利益也是非常重要的,个人的特长是要充分发挥的,个人的个性应得到尊重和保护;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则是合理的个人利益的集中和升华,属于一个更高的层次。过去我们把集体、国家利益抽象化了,神秘化了,和个人利益完全脱节了,这就不对了。二者结合好,就能处理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伍绍祖说:“让球”问题值得研究。我到现在也没有对这个问题下结论,只是说在没有下结论前还是照过去的规矩办。如果马上改变过去的规矩和做法,这也就是下结论了。伍绍租作为中国体育界的最高领导,既表达了自己对“让球”的意见,又以为“让球”问题还“值得研究”。既然“让球”问题还值得“研究”,于是各种“研究”意见仍不断见诸于中国报刊。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南方周末》发表汤明辉的《江嘉良“让球”内幕》一文,其中写及:“其实,提起‘让球’,老球迷们都记得,为了让斯韦斯林杯永远留在中国,‘轰炸机’李富荣在世界锦标赛中三让庄则栋。连庄则栋自己也说:‘当我走上领奖台时,我不只是代表个人,是代表整个球队、整个国家来的。,……”为了证实这段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传说”,于是,有记者追问中国乒坛名将庄则栋:“你的‘三连冠’,是不是李富荣‘让’的?”庄则栋经不起一再的追问,答道:“第一次肯定不是让的,为什么让给我?我有实力!”

一九八八年六月,在武汉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赛上,江嘉良“让球”给他,使他夺得了男子单打冠军。内中的原因是江嘉良当时突患感冒,发烧到三十九摄氏度。在半决赛时与队友陈龙灿相遇。江嘉良身为男队队长,主动提出“让球”给陈龙灿,因为“陈龙灿年轻,士气正旺,让他去和外国选手争夺冠军,把握要大一些……”陈龙灿以为:“让球问题,乒乓球运动员难免不遇到,也难免不感到遗憾和痛苦。但是,人家让了我,我永远记住,如果以后再轮到我让,我就像阿江那样通情达理,气量豁达,首先考虑国家和集体的需要。”

可是,中国乒乓球队女队名将焦志敏则直言不讳地站出来反对“让球”。她认为,一次次的“让球”,“让”得她太伤心了!后来,焦志敏和何智丽一样,出于对“让球”的极度反感,离开了中国乒乓球队……陈静、何智丽“让球”的真相这一回,由于何智丽在第十二届亚运会上东山再起,中国报刊于是又重提“让球”,重提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的“老账”。夏娃在《中国体育报》上所发表的《何智丽当年“受委屈”真相》一文,提及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时,何智丽曾接受陈静“让球”的“往事”:“二月二十八日,女单争夺进入八进四阶段,上半区削球手管建华迎战朝鲜队李粉姬,何智丽对陈静。当时的国家队总教练许绍发、女队主教练张燮林等人在赛前匆匆碰头,认为管建华如果赢不了李粉姬,由何智丽去打李粉姬更稳妥一些,于是决定让陈静放何智丽上来,负责做陈静工作的张燮林在忙乱中竟把这件事给忘了,当陈静以二十一比十九先胜一局后,何智丽急得一个劲提醒教练请陈静让给自己,张燮林马上在中局休息时通知陈静。再度上场后,陈静以十五比二十一、十四比二十一、十五比二十一连输三局,何智丽方以三比一获胜进入半决赛,这表明,何智丽是接受让球的。”何智丽读了夏娃的文章,对笔者说:“现在,中国有些报刊说我在三十九届世乒赛上‘接受’陈静的‘让球’,这很荒唐。因为陈静那时输给我几十次,从未赢过我,我干吗要‘接受’陈静的‘让球’?其实,关于这笔“老账”,倒是当年的报道写得清楚、准确:一九八七年三月,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女子单打争夺半决赛权的一对选手是何智丽对陈静。中国队教练已内定让对付外国选手更有经验的老将何智丽出线,因为考虑到新秀陈静过去从未胜过何智丽,于是赛前没有向她俩交底,这也为何智丽、陈静后来因让球发生的龃龉埋下祸根

事隔十八年后,蔡振华说:“现在,我们一般不会再有让球……如果在奥运会上,那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过去我们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几十年过去了,人们的价值观也有变化。我们还会在需要的时候,在能控制比赛的情况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吗?友谊还是需要的,只是表现方式还是要有区别。在比赛场外,我们帮外国培养乒乓球教练,也是友谊的一种方式。包括我们资助一些协会,向他们提供器材或者其他一些帮助。比赛场上,当年总理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们让球给朝鲜的运动员,这都是出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已经成为历史了。

中国队内部让球,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似乎成了一个规矩。我也让过球,谁不知道我让过球给郭跃华?但是,我们已经认识到让球给运动员造成的阴影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不会很轻易地要求谁去让给谁。当年那届世乒赛上,何智丽在半决赛没有听从给队友让球的命令,决赛还是赢了梁英子夺得女单冠军,却在队里引来很不愉快的结果……,这个事件我认为何智丽本人也有很大的问题。如果她当时不愿意让,完全可以跟领导去说,但她没有这样做,结果是欺骗了队友,然后反过来喊冤,这就是不对了。现在,我们一般不会再有让球,不会再有何智丽现象。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在奥运会上,那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比如说比较两个运动员对付下一个外国运动员谁更强的时候,我认为还应该以国家为重,这是我的原则,十多年来我们一直这样。

让球到底对不对呢?

责任编辑: zfx

发布时间:2009-04-14 13:35:00 浏览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