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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36日《团结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万鄂湘等在这次全国政协大会上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在职干部廉政保证金制度的建议》,主张借鉴国外反腐败的成功经验,通过设立廉政保证金,建立一种与在职干部的经济利益挂钩、使其不愿意违法违纪的机制。这个提案建议,按照职级不同设计不同的保证金总额,并使这个保证金足以抵制不良诱惑。如果在职期间没有不廉洁行为,自退休之日起支付一半保证金,三年后若没有发现任职期间有任何不廉洁行为,再支付另一半。如经查实有任何不廉洁行为,则取消享受廉政保证金资格。正式退休后,如果查出在职期间有过不廉洁行为,追回所付给的保证金。在实行廉政保证金制度的同时,取消各级干部的公车待遇,而公车改革后节省的资金,可以用作廉政保证金的本金。

  廉政保证金制度就是人们已经传说很久了的养廉制度。应当说,这是一种符合经济学及社会心理学原理的科学约束机制,贪图蝇头小利的代价将有可能是后半生的人财两空,而只要廉洁守法,便足可令后半生衣食无忧。差距如此之大的成本对比,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杜绝某些公务人员的腐败,但确实有望阻止大多数的妄动。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这无疑是值得一试的制度,虽然人们也都知道晏子在春秋时期讲过的橘逾淮则为枳的故事,这个好的制度移植过来能不能成活,这对有机会领到保证金的公务人员是一个考验,对相关的领导机关也是一个考验。

  这一点可以确信,如果建立起廉政金制度,那么肯定会让有机会领取廉政金的人产生足够的自律意识,于是,问题的关键将不在他们自己,最大的考验将转移到他律方面:有没有一个有效的监察机关来保证这么一大笔钱一定能养出个字来,会不会造成官员们一手拿着廉政金,一手继续腐败,而廉政金制度只是成为公务员加薪的变相手法?关键在于,必须有一个配套的疏密有致、天衣无缝的监察制度,否则,对这个提案中的如果在职期间没有不廉洁行为,由谁来界定,由谁对制度的执行加以保证?如果公务员们还是老样子,吃拿卡要是本性难移,工作作风是涛声依旧,那么,他们的旧船票怎么搭上新制度的客船?

  从明年11日起,浙江省的两个发达地区”——杭州市下城区和宁波慈溪市将进行公务员廉政保证金制度试点,通过经济手段遏制官员腐败。据悉,按照正常升迁,一个公务员从踏入机关到处长这个职级上退休,可一次性拿到近30万元。(1213《现代金报》)

  此消息一出,立刻引来一片质疑和反对声。笔者仔细阅读新闻,有几点疑问,说出来,求教于方家:

  一是,廉政是否也有级别之分?据杭州市下城区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廉政保证金制度的主要制订者之一朱钟毅介绍,廉政保证金制度主要以公务员个人负担为主,单位则按照一定系数贴补,个人负担部分以及单位贴补的系数是按照工龄、行政职级等因素来确定,并不固定。可是,按说只要是公务员,不管他是一般工作人员,还是科长、处长,都应该廉洁奉公,也就是说,廉政面前应该人人平等。再者,官越大,拿的钱越多,越应该在严于律己方面做出表率。官当得越大,将来廉政保证金就拿的越多,这不是说明,我们的公务员不仅做到廉政很难,即便人人都做到了,也是分级别的,含金量也是大不一样的。问题是,廉政既然分级别了,又如何区分科长、处长们比一般公务员更廉政呢?这是在鼓励廉政,还是在固化官本位

  二是,我始终没搞明白,现在许多地方都在试行廉政保证金制度,但却从未见过哪个地方出台过廉政细则,将哪些行为是廉政行为,哪些不是一一罗列出来,好让群众监督。对于什么是廉政,官员和群众的理解并不一样。也许在有些官员看来,不贪污、不受贿,就是廉政;但在老百姓看来,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利用工作之便办私事等,都可以算得廉政的。搞不清到底什么行为不算廉政,群众就没了发言权和监督权,廉政不廉政就只能由政府部门自己说了算,这样的廉政对老百姓又有什么意义?有人说,如果过几年,有公务员平安退休了,廉政保证金也拿到手了,他想去问问:你用公车接送过孩子上学吗?但我觉得,这样的问题还是档次太高,我想问的是:你公款吃喝过吗?哪怕就一次。

  三是,宁波慈溪市将廉政保证金称为廉政公积金,全部由财政支出,公务员个人不负担费用,这样的保证金还能叫保证金吗?所谓的保证金,首先就得自己付出一定的成本作为保证的基础,如果自己不用出钱,那就不应该叫廉政保证金,而应该叫做廉政补贴金。但问题是,要求廉政只会保证公务员更安全,是对他们好,而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伤害,又何需像有人在高原上工作一样要发给补贴呢?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不远。加薪就是加薪,补贴就是补贴,保证金就是保证金,名不副实,老百姓看着不顺眼,公务员们也会得了便宜还卖乖。

  大的道理咱不懂,也说不清楚廉政保证金制度到底好不好,但有这么三个问题实在想不通,备感纳闷,说出来,希望有人能给以解答。

 据笔者了解,像香港这样实行了廉政金养廉制度的地方,就有一个非常高效的廉政公署。恰好,不久前就有一个相关的实例。20031210《南方都市报》报道,曾被誉为香港警队明日之星、在警队服务26年且屡获高度赞扬的高级警司冼锦华,因接受3次免费性服务而被廉政公署成功检控,被判3项罪名成立,入狱3年。虽然他是一名优秀卓越的人才,屡破奇案,服务警队26年内,3度获得指挥官嘉许,还于香港回归前后两次获颁长期服务奖,但判刑后不但要丧失工作,特别是要损失373万元退休金!所有加入警队的人都知道一旦犯案,有关福利将被剥夺。报道说,冼的犯罪行为十分隐蔽,很难侦查,但廉政公署还是把他拿下了。正是因为有了香港廉政公署的有力监督,像冼锦华这样的警官才没有可能拿走那一大笔不该拿的廉政金

  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建设好像香港廉政公署那样高效廉洁的监察机构和监督队伍,这个廉政保证金制度还是缓行为好。如果我们实行了廉政保证金制度,就要有这样一个监察机关,为来自纳税人的廉政保证金负起责任,把监督的眼睛擦得更亮。(网友:蔡永飞)

廉政保证金在这段时间是一个热门话题,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其实,这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个道德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这一做法是与我们所倡导的道德观念是相对立的。

  首先,我们执政党从来都是对党员干部提出比一般群众更高的道德要求,这是一个主导的价值。如在入党的时候就要宣誓“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党章现在还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现在还进一步提出了“三个代表”的要求。同时我们的主导理论也都承认道德是有层次性的,如共产党人,就是要践行共产主义道德,而对一般的群众,则不强调一定要达到很高的要求。

  其次,从当代社会政府设计的理念看,同样也提出这样的要求。任何政府的存在的理由,历来都是说为公众服务的。政府的运作及工作人员的所有开支都是中纳税人提供的。所以公务员通常都被称为人民公仆。这样,社会(人民)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勤政为民,廉洁奉公,公平公正,严格执法。做不到这个要求,就不能当公务员。

  廉政保证金的设立,就是将公务员基本道德作为最高道德来看,这是道德价值的一种悖论。这种悖论造成的恶劣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一,使社会道德价值更加混乱。本来在变革社会,要培育和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核心价值观并不容易。这个时候,执政集团(包括党委和政府)带头将基本道德拨高为一种值得奖赏的最高道德,更加助长了这个混乱。社会价值观出现混乱是非常危险的,人们逐步对善恶美丑失去基本的判断,在价值上没有了这个基本判断,什么样的社会混乱都有可能发生。这个所谓廉政保证金出台后,人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公民一辈子不偷不抢是不是可以获得一笔高额的奖金?这句话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偷和抢是正常的,不偷不抢才是不正常的,是特别是要专门奖励的!试问我们的执政集团如何回答并解决这个问题?其二,使群众更加不相信政府,不自觉与政府合作。我们历来都说我们的党员干部是最先进的分子,然而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却不那么先进了,而是要多拿多占了。这样如何让群众相信我们的公务人员平时所作的冠冕堂皇的保证和承诺,就是在我们党政官员的队伍中,都在流行一句叫做“说归说,做归做”的话。如果群众不相信了政府,不主动与政府合作,则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就值得怀疑!这个问题就更大了。由此可见,社会价值观的混乱是极其危险的!

  值得一提的是,腐败的问题世界都有。中国在社会变革的时期应该说也是个腐败的重灾区,如果解决不了,就会断送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这应该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个共识。而我们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不从根本的途径入手,而是搞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如以前搞的让老婆反(老公)的腐败、所谓教育、自律、禁止节日收红包(不是节日可以收?)、现又搞这个不腐败就重奖(廉政保证金),好多花花架子都让人笑掉大牙。事实上,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对权力的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在好多国家的实践中是个屡试不爽的成功经验。我们的理论界甚至开明的高层领导,也早就认识并提出这一点,为什么都不能这么做,这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大挑战!

新闻主体:据《现代金报》报道,备受社会各界瞩目的公务员廉政保证金制度将在杭州市下城区和慈溪市先行试点。“官员清正廉洁,廉政保证金将全额奉还。但是如果官员违纪违法受到处分,将扣减廉政保证金。”一位参与制定的官员这样介绍。据悉,杭州市下城区已经将有关方案送交杭州市纪委最后核审,如果不出意外,将于明年11日起正式实施。

  谨防腐败成本被稀释

  高志国

  公务员廉政保证金制度在一些国家有成功实施的经验,但若将其“移植”到我国,因国情不同,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疑问一:“尽职”是分外的事么?公务员勤政廉洁、尽职尽责是起码的要求,是应尽的义务。而现在,在我国公务员的用人制度及效绩考核尚待完善的情况下,对“不出问题”的公务员给以“廉政金”的奖励,等于把勤政廉洁看成了公务员分外做的好人好事一样。由此看来,“廉政金”还缺乏厚实的现实基础。

  疑问二:在目前腐败高发期,以“廉政金”控制腐败真能起作用吗?国外成熟的廉政保证金制度是深嵌于公务员的基本福利之中的,如果公务员“犯了事”,退休后预期的优厚养老金等待遇就可能一扫而光。相比之下,我们的“廉政金”却游离于公务员的基本利益与福利之外,期望公务员为这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感恩并保守廉洁,到底能产生多大的作用?

  疑问三:这次浙江省的“廉政金”尝试由地方政府统包,所辖的公务员“一个也不能少”。由此带来了这样的问题:浙江是较富庶的省份,有试行“廉政金”的财政实力,而其他财政实力较弱的地区该怎么办?这些地区的公务员怎能耐得住“寂寞”?

  所以,笔者以为,尽管“廉政金”是个好制度,但“廉政金”若不能与公务员的退休金、劳动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等联系起来,那就等于没有增加公务员腐败的成本,而是稀释了腐败成本。同时,个别发达地区巨额“廉政金”的设立,有可能在那些财政并不富裕到能设立“廉政金”的地区引发公务员的攀比心理,这些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配套保障不可或缺

  邓海建

  在反腐建设日臻推进的背景下,公务员廉政保证金制度无疑是一种反腐的新探索。从电视剧中和珅和纪晓岚在朝堂上争得不可开交的“养廉银”,到江苏、广东等地推进的“廉政金”,以经济治腐的理念亘古有之,与其动辄对“廉政金”制度批驳反击,不如让其在实践中做好配套保障工作,彰显其反腐效应。

  首先,要理顺“廉政金”的源头。“廉政金”的来源应当是行为人个人的财产,用自己的财产才可能为自己的行为作保证。而机关的行政经费是用作机关正常运转的公款,如果将这部分资金以“廉政金”的形式发放给个人,“廉政金”就异化成了公务员的一种“福利期许”,违反了现行的财政纪律和财经制度,也弱化了廉政保证的力度。此外,目前“廉政金”的金额占公务员收益的比重较小,其约束和警戒作用难免有限,因此有必要加大其筹码。

  其次,廉政保证金制度的导向应突出其“尽职常态”,不应把“廉政金”宣传成激励范畴。廉政本该是公务员的一种“常态”和“底线”,好比公民遵纪守法一样。如果对“常态”也要奖励,就显然有悖情理逻辑。经济学治腐有一个“治腐杠杆”——收入越高,犯罪的机会成本同样也越高。所以笔者以为,就目前公务员普遍待遇来讲,让他们得到一笔不会被其他诱惑轻易动摇的“廉政金”是可以的,但要注意这应是一种工作常态,而不是额外嘉奖。

  最后,廉政保证金制度是反腐利器还是花架子最终还不只取决于其自身,它只是反腐的一种补充手段,而不是主要手段。反腐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诚信制度和惩戒机制在内的反贪措施以及社会、新闻监督等都不可或缺。

  该由谁来最后审核

  殷国安

  从报道中看,杭州市下城区的“廉政金”方案是被送交杭州市纪委进行最后核审的。笔者对此持有疑义。

  让我们先来看看“廉政金”是从何而来的。“廉政金”的来源一般有两种模式:一是杭州市下城区的模式,就是由个人和单位共同负担。下城区是以公务员个人负担为主,单位根据工龄、级别等因素确定一个贴补系数。第二种模式就是如慈溪市那样,全部由财政负担,公务员个人不负担费用。

  除了公务员个人负担的资金外,单位出的钱,无论是部分还是全部,又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一种情况是由财政埋单。因为政府部门是公共管理部门,本身不产生效益,只能靠财政拨款。换句话说,设立“廉政金”,财政支出就要增大。第二种情况是靠单位自筹。我们知道,合法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应该作为预算外资金纳入财政管理,单位不能设立自由支配的“小金库”为“廉政金”提供财源。因此,一些单位就想出了另一种办法,把财政安排的其他支出用于建立“廉政金”。

  可见,设立“廉政金”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财政支出,要动用纳税人的钱。那么,“廉政金”方案的最后核审,就不是纪委的权力所能定度的了。纪委当然可以从技术角度审核方案的科学性,但最后实施前还应该让纳税人发言。所谓纳税人发言,就是要把由于实行“廉政金”增加的全部支出列入财政预算,经过地方人大批准才能付诸实施,而由纪委最后审核的做法显然有失规范。

《京华时报》(20041214A03)

责任编辑: zfx

发布时间:2009-04-14 13:35:00 浏览次数: